曲枫教授受邀至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发表题为《北极的环境、人类活动与文化生态》的特讲
4月28日下午，艺术与考古学院在西溪校区行政楼214会议室举行了题为“历史性、现代性的交汇之地：北极的环境、人类活动与文化生态”的讲座。
本次讲座邀请聊城大学教授、北冰洋研究中心主任、美国阿拉斯加大学人类学博士、阿拉斯加大学人类学与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博士生导师曲枫先生担任主讲嘉宾。讲座由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艺术与考古学院刘斌教授主持。
曲老师首先介绍了北极的概念。北极不仅是一个地缘概念，还由其环境与文化概念组合而成。北极的地缘概念特指北极圈（北纬66°）以内的陆地与海洋；其典型环境特征包括冰川（glaciers）、苔原（tundra）与泰加森林（permafrost）、以及适应北极环境的各种动植物；此外，在上万年的人类历史中，人类对环境以及景观的影响也随处可见，人类文化是构成北极概念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考古发现表明，人类最迟于2万年前已开始在西伯利亚定居；1万5千年前，从西伯利亚进入白令海峡西部的美洲大陆；在1万年前，北欧北极圈内如挪威北部等地也有了人类的居住址。在此后上万年的人类历史中，人类的迁徙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不断有新的人群进入北极圈中生活，有人群从北极地区南下，也有北极地区内部的横向迁徙。古人的活动在北极地区留下了丰富的遗存信息。
在介绍现代北极民族与文化生态时，曲老师指出：当今的北极民族包括北欧的萨米人（Saami），阿拉斯加、加拿大和格陵兰岛的因纽特-阿留申人（Inuit-Aleut），阿拉斯加与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数十个原住民集团。
北极民族的文化生态体现了对极地环境的高度适应性。一方面，北极民族对极地环境的依赖形成了特殊的生计方式、经济策略、社会组织、文化风俗、宗教信仰和艺术表达；另一方面，北极环境并非一个静态的、封闭的、世界体系之外的系统，上万年的人类活动与社会文化对环境的整体性形成了重塑与再造。生活在北极地区的人类主要采用三种生计策略：采集狩猎、驯鹿放牧和海猎。他们以萨满教为传统信仰，在泛灵论和萨满式宇宙观的影响下，相信万物有灵，并在复杂的宗教仪式中通过颂赞表达对自然和食物的尊重。北极民族的艺术十分发达，与楚克奇人相同，阿拉斯加的因纽皮亚克爱斯基摩人有着用海象牙创作雕刻艺术的传统，他们的海象牙雕刻享誉全球，为世界各大博物馆所收藏。阿拉斯加西南部的爱斯基摩人自称“尤皮克”，擅长木器彩绘，尤其是对动物的描绘。这些艺术作品也强调着人与环境、动物、事物之间平等、互惠的主体间关系，体现了超越狭隘的“人类社会”的延展社会概念。
曲老师认为，北极民族对环境的适应与改造及在此过程中创造出的文化，为我们反思文化适应论与文化生态学提供了启示。早年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以及之后的生态系统论和文化唯物论，均强调文化的物质属性，将对环境的被动适应视为人类文化的中心特征，生计概念意味着经济策略和生存方式。实质上，文化不仅形成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也持续产生于人类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之中。用文化的适应性来解释文化的各个方面是片面的。北极民族文化生态并非由技术单一因素所操控，社会组织、宗教仪式、艺术象征、传统知识与经济形态、生计方式、物质文化一道构成了一个与自然互构的系统，也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社会与自然在历史框架下相互适应，相互塑造，并融为一体。
北极在大众心中，长期是一种“与世隔绝”、“荒野”与“未开发”的形象。这与近两个世纪以来探险家、艺术家、政治家、科学家的想象性建构，以及媒体的渲染密切相关。然而，工业革命以来，以现代性和科学主义为特征的工业文明早已渗透到了北极。随着全球变暖，气温升高，北冰洋航道开通，北极圈内的区域与世界利益链紧密连接在一起。北极生态环境的恶化、原住民权利与文化保护问题的浮现使北极的“荒野”形象近乎瓦解，北极的现代性已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现实。在艺术、电影、民族志、文学，以及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行为和科学文献中，截然不同的话语形成了有关北极概念的多重叙事。类型多样且相互冲突论述的重要性在于有助于理解现代性理论在北极及周边地区是如何得以阐述和实施。
传统人类学与科学思维将人类与环境视为对立关系。北极萨满文化所信仰的灵性本体论则将人类与其他生命实体及自然环境的生命内在性视为一个连续的整体。这一连续整体并不包含自然与文化的二分概念，而呈现出德斯克拉所说的“关系生态”模式。人类与非人生命共享社会、文化与自然，因而维护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生态的平衡、资源的丰盛、自然环境的优化。人类当代文明危机的实质乃是本体论的危机。因而，人类从工业文明形态向生态文明形态的转换本质上并非是价值观的转换，而应该是本体论的转换。尊重北极民族传统传统宇宙观进而重建人类与自然实体的关系是恢复北极生态的根本。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北极因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和地缘政治和大国外交等，联系更加紧密，中国北极研究将是一个显著的学术增长点。
结语部分，曲老师提出要构建北极人文环境话语体系。以往北极研究两个主导力量：作为工具主义的地缘政治研究和自然科学的演绎模式研究都忽略了具象和文化历史的复杂特性，以及它们对当代生活及该地区未来建构的影响。对北极考古学、民族学、历史文化的回顾表明，人文一直是北极环境延续与发展的主线。北极人文话语体系的构建能够形成对西方模式后殖民意识与政治文化主导话语提出挑战，从而与拉图的“非现代性”概念形成了呼应，也将地方性逻辑与原住民知识提到一个与全球化和现代性并置的高度上，为新的区域化北极现代性模式或“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同时可以引领科学实践及科学叙述的非殖民化进程。而考古学、艺术史学和人类学是北极人文环境话语体系构建中最为重要的学科，中国的北极考古亦必大有可为。
(本文由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供稿)